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说：“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理论创新、理论发展最深厚的源泉来自实践，但实践不可能自动地升华为理论，必然要通过问题这一媒介，反映实践的要求，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发展，进而指导实践的下一步发展。实践中不断涌现的“苦恼的疑问”是人类实践的特有魅力，也是理论创新、理论发展的奥秘所在。质言之，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结出的果实。

　　所谓科学地提出问题，其要旨有三：其一，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学术界时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些研究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面前流于“无病呻吟”；一些争论看似“你来我往很热闹”，但仔细考量，却发现论辩双方所争的是子虚乌有的假问题、伪命题，这也是“学术泡沫”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杨贵妃的腰围多少？穿多大尺码的鞋子？这当然是真问题，但乐此不疲地研究此类问题的学术奇观，有何意义呢？自然，如果由此生发开来，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唐代宫廷女子与民间女子在审美趣味、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和变迁，这种差异和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何，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其三，是有重大意义的真问题，即能够真切而深刻地代表时代声音，引领时代变革、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问题。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作出深邃而有说服力的解答，必将使理论学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从而对时代变革、社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在广泛征求理论学术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如下十一个跨学科选题，作为今年组稿发稿的重点方向予以公布。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理论成果。近年来，理论界发表了不少研究阐释作品，但精品力作不多。不少文章著述讲“一脉相承”（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有余，讲“与时俱进”（这同样是十分必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不足；一些文章著述流于简单化、标签化、表面化；一些文章著述说理不透彻，文风不活泼，难以走入人民大众心灵。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滞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发展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目前，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著作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国际上有一种看法，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这就提出一系列问题：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在何处”？如何对其思想样貌、理论形态和逻辑体系予以透彻的学理化表达？等等。多学科多维度、系统深入地研究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原创性贡献，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书写研究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有强烈的要求。对此，我国理论界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100年的理论与实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100年；是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全面主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100年；是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谱写5000多年中华文明世纪新篇章的100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地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前途命运的100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摆脱任人宰割，独立自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几乎被时代所抛弃到大幅度赶上时代，深刻地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年；也是党重视理论、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中国学术，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理论学术图谱和发展进程的100年。100年沧桑巨变，100年风华正茂，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多角度，学理化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探索成果、历史经验，对于党更加自信、成熟、从容地走向新的100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为之贡献智慧的关键环节。目前，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仍需完善，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更是任重道远。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学科体系方面，部分学科设置陈旧，同时代发展脱节，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薄弱，一些学科重复设置和“碎片化”，一些传统优势学科风光不再，一些“绝学”后继乏人，团队建设缺乏系统化顶层设计和整体制度保障； 在学术体系方面，有学术缺思想、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有“高原”缺“高峰”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具有原创性、思想穿透力的标志性成果不多，一些研究在理论观点、研究范式等方面跟在别国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在话语体系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不大，特别是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的能力水平不高，仍未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的尴尬。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既重要又紧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基本建设。

　　大变局与战略全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东升西降”，其核心变量和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持续推进和不可逆转。大变局与战略全局是交互影响的，“两个大局”，一张卷子，向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 大变局加速演变的成因和趋势是什么？所谓传统守成大国和新兴崛起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观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还是一种观念和话语的圈套？如何避免双方战略误判、化解重大风险？如何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战略上的围堵、遏制和打压，在规则博弈上的“规锁”，在思想理论文化上的“污名化”、分化和“西化”？如何在国际上更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更好地传播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如何准确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体系？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可能迟滞或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风险挑战有哪些，如何应对和克服？等等。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在世界经济上行期，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效应占主导，各方参与者受益，支持全球化的就会多一些； 而在世界经济下行期，经济全球化的矛盾效应占主导，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公平和效率等矛盾日益凸显，反对全球化的就会多一些。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曾经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日益力不从心，而中国则历史性地走上了前台。这样一来，美国等西方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变得暧昧并复杂起来，质疑、否定、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在西方世界喧嚣并骚动不已，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获得了广泛的喝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中国的疫情防控已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全面恢复，并在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恢复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在国际上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无论如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和人类社会生活。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有一种看法，疫情对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仅如此，疫情还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蔓延。病毒是全球化的，但病毒却似乎要把全球化杀死。这就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在一些主要经济体纷纷提出制造业本地化、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情况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行将崩溃还是被重塑？如何看待疫情冲击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的泛起？如何认识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期国家的职能，其变化趋势对全球化是否会造成决定性的逆转？如何认识疫情给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知识体系。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走着一条与西方现代化迥异的道路，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互利合作共赢为国与国交往价值准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概念、范畴、模式、标准（包括指标体系等），构成颠覆式的挑战和创新。但时至今日，后一个方面还停留于一种实践要求和愿景，远未获得理论上的成熟形态。换言之，我国理论学术界尚未构建起一套真正反映、概括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及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充斥于研究著述中的仍然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概念、范畴、模式、标准（指标体系等）——它们本是西方现代化道路、实践的学术表达和总结，用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践，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的境地。立足中国大地，从历史观、价值观的高度，揭示唯物史观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活泼创造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唯物史观在21世纪的丰富发展这一新时代二重奏的独特意蕴； 从理论范式、路径选择、指标体系等多角度、多层次，学理化地研究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将是我国理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人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新发展格局与高质量发展。中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对中国经济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重大发展战略，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掌握发展主动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小而全”不是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更不是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大战略、大格局、大境界、大变革，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更深层次的改革，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难度更大的惊险一跃。这就给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 如何打破地区封锁，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如何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如何深化科技、教育和人才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如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如何切实破解“三农”难题，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改革优化分配结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有效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抵御公共安全等重大风险挑战？等等。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中蕴含着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 如何科学地总结中国历代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如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随着我国逐步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如何全面准确认识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多方面立体化的需求变化，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升国家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如何认识社会信息化、数字化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如何更加有效安全地用数字技术治理经济社会，如何对数字技术本身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针对数字化社会推进整体的治理体系变革？如何认识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征、趋势及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如何从学理上概括总结中国城乡治理的路径、模式和经验？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在保持社区活力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应对风险的社区治理体制？等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是与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紧密相关的。如何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新内涵？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变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如何认识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冲击，世界金融、贸易体系和规则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新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和规则是否正加速孕育和形成？如何透视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加速酝酿和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迷雾，有效反击打着“规则”旗号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推动构建以公平合理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大变革？伴随全球治理体系大调整，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和将要出现怎样的变化，进而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产生何种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亟待解答的问题。

　　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文明与文化，既古老又前沿，是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常思常新的话题。在21世纪的今天，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其缘由和意旨在于： 其一，随着大量考古新发现，人们对文明的起源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进而从理论上对文明形成的标志有了新的思考。除了礼器礼制、文字、城邦（国家）之外，其他要件诸如农作物、建筑等“人化自然”能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文化价值而成为文明的符号标志？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中心”还是“多中心”抑或“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交融”？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演变问题上，如何有效反思并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框架，构建起中国人自己的关于文明起源与演变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此外，世界上四大古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也是学界高度关注的课题。其二，20世纪90年代，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论风靡一时，至今仍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问题在于，文明的冲突，是文明发展的常态乃至规律性存在吗？纵观人类文明史，文明的对话、互鉴、融合，反而是更加普遍、更带有规律性特征的文明发展样式，只不过文明的对话、互鉴、融合往往与国家的承平治世相生相随、相互影响，“润物细无声”，不像文明的冲突那般激烈、震撼而引人注目罢了。冲突催生事件、苦难和死亡，对话、互鉴、融合则催生新的文明以及文明在更大广度、更深层次的发展。新时代中国学者的重大历史责任在于，在全球史与中国史相参照的视野下，深化对不同文明之间对话、互鉴、融合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思考，创建诸如“文明的对话”论、“文明的互鉴”论、“文明的融合”论，勇于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 系统地梳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基因谱系、独特优势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影响，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14亿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学理支撑。其三，与新时代人民大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文化泡沫”“文化快餐”的光怪陆离、花样百出与高品质文化产品的稀缺、深沉理性的文化思考的匮乏同样突出，失衡严重。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特别是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适应这种新变化新要求，文化生产、文化创造、文化研究应该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怎样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发展的“源”和“流”的关系、“活文化” 与“死文化”的关系怎样？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学作为时代的“号角”，如何更好地书写时代经典？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深刻把握新的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等等。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哲学社会科学。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航空航天等）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向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例如，如何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如何重新思考人类的世界图景，新科技革命是否以及在何种维度上对我们原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构成了颠覆性挑战？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谓“机器统治人”是一种科学幻想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机器共同体”“机器社区”“机器社会”是可能的吗？如何认识处理人—机共生的伦理问题、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如何重新认识万物互联、网络世界和虚拟空间背景下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新变化对唯物主义世界观构成了怎样的挑战，进而唯物主义在21世纪将会获得怎样的新形态？所谓“技术在价值上是中立的”技术观和技术理论还能否成立，如果不能，如何规约技术的价值方向有利于人的发展而不是相反？所谓“数字赤字”“数字鸿沟”“数字霸权”的实质是什么，如何理解其背后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和价值冲突？等等。

　　学术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再反思。若干年来，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批评”思潮、海外“中国学”等，在中国学术场上轮番登台、攻城拔寨，好不热闹！以致在当代中国学界，著述讲学，如果不引用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观点、论断、方法、命题、概念、范畴和话语，就羞于启齿和下笔，就显得很不“学术”、很不“新潮”、很不“前沿”。进一步地，西方诸种思潮所宣扬的某种观点、主张，在一些论者那里，成了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成了天然的“学术有理”“学术正确”。因为后现代主义主张“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也就死亡，“逻各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因为反理性主义、解构主义的流行，理性、理智就变得毫无意义，客观规律、确定性、决定论、结构等成为可疑的虚妄； 因为海外“中国学”思潮的引入，中国学者对自己原有的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认知益发怀疑起来，失去了对自我认识的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信。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历史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和无情。每当社会大变革时代呼唤思想理论学术的创造性发展时，人们发现，思想理论学术自身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却是首先清理战场、打扫灰尘、拨开层层迷雾，从头出发，重新研究基本理论、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中国学术要想在新时代有新作为新气象，非在这方面下苦功夫不可！这也是检验我国学术界能力和水平的基本功。

　　必须申明，提出上述重点选题并公布于众，绝不意味着这些选题提得精准和深刻，更不意味着排斥其他论题的文章，而是旨在抛砖引玉，交流思想，引起讨论，获得教益，期望理论学术界同道关心帮助我们共同办好这份刊物。我们更乐于看到经过踏实研究、深思熟虑，具有原创性、思想穿透力的成果不断涌现，并愿为此提供发表的园地。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思考中国学术的未来发展，我们深为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所激荡。一个大国的崛起，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是重要标志，而理论学术等软实力同样是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经济、科技、文化包括理论学术等系统性、整体性的飞跃，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推动中国学术日益走进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央而不致成为民族复兴的短板，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深而思之的重大课题。本刊愿以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为己任，与广大理论工作者一道，奋进在亿万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行列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执笔：方军）